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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保留东北八旗为御沙俄与蒙古?

  近几年,笔者发表过几篇有关东北尤其是地区诸民族集团被编入八旗问题的论稿。其目的之一是想弄清楚这种形态的变化对现在“民族”框架的变迁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期待,那就是通过对这种事例的详细检讨,希望能找到更加立体地阐明八旗制度整体状态的线索。这不仅仅是更加具体地了解前节所述八旗“横”向的扩充和多样性的有关问题。在东北各地,边民、布特哈八旗或蒙古札萨克旗等种种民族集团被编入八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众都以一定的节奏、机械性地被编入八旗的,而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集团特性,选择性地被编入八旗。因此,如能分析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人成为被选编对象的问题,就能弄清楚其编入八旗的目的和意义。由此,可以反映出八旗制度整体的功能和特征,甚至进行追溯,可以反射出入关前八旗制度的成立与发展过程。

  (一)作为军事力量的利用

  八旗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有效地确保了军事力量。入关后东北诸集团大规模编入八旗明显集中在军事情况高度紧张的时期。1670(康熙九年)-1680年八旗编入事例表明,当时基本是围绕流域与俄罗斯的纷争为背景,以加强入关后东北薄弱的军事力量为目的而进行的八旗扩张。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使对俄关系一度安定下来。但此时与蒙古准噶尔部发生冲突,从1690年开始又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八旗编置。这期间1685年于墨尔根、1691年于新设驻防,将军亦从(爱珲)移至墨尔根(1690年),后又移到(1699年)。这些都证明了军事重心的转移。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是1732年(雍正十年)以后数年间编入事例,这也是受到1729年对准噶尔战争再次爆发、以及1731年准噶尔军东进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此时东北八旗经常被动员到对准噶尔的战役当中,长期出征。

  然而,这样的驻防八旗的编入并不一定是当地人的意愿而强制实行的。驻防的新设,确实是在1691年初将军萨布素的提议下实施的。但从此前索伦总管麻布岱等给理藩院进呈的文书可见,驻防的新设不单纯是兵力的充实问题,也可以窥探到为确保当地住民的安全而当地人愿望的意味。

  (二)统制的强化

  将诸集团编入八旗,并不是将确保军事力量作为唯一目的,有时也有防止有关集团叛离、强化统制及之意。这样的例子,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好像在入关前就已被编入八旗组织,但其札萨克制被废止改为总管旗,正式被划为驻防八旗范畴则是在布尔尼叛乱之后的1676年。遗憾的是,因缺乏了解其前后事情的史料,不能作出确切证明,但可以认为,至少在察哈尔八旗编置当初,与利用其军事力量相比,为防止其再度叛离而加强统制与,才是清朝主要的目的。

  关于1734年新巴尔虎八旗的编成,在资料中能够确认清朝有防止其叛离的目的。这是因为原来归属于喀尔喀车臣汗部各旗的巴尔虎人众,1730年以后集体逃亡到俄罗斯,根据《恰克图条约》而被俄罗斯之后,清朝将其从札萨克旗抽出,于呼伦贝尔地方编成八旗。这一措施实施当初,雍正帝曾作过如下见解(满文《朱批奏折》,丰升额等奏折[无年月]所引用的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谕旨):

  彼等生活困窘,并原本与其所管台吉等不和,且曾叛逃至他国。故,若仍留原旗,不仅互相猜疑,生活无法安定,台吉等亦无法抚养彼等,恐怕再生。

  总之,新巴尔虎八旗编置的目的,不仅有消除巴尔虎人同领主台吉们(贵族)间的不和以及生活等各种造成其逃亡理由的因素,也有防止巴尔虎人再度逃亡的目的。

  (三)对贫穷者的救济

  因生活贫穷而被编入八旗的群体,有清廷以支给俸饷的方式对其进行救济的实例。也就是说,俸饷并不是对其服兵役导致生活困难所进行的补偿,而是当初即以救济其生活为目的。如雍正朝《大清会典》中有如下记述:

  康熙二十六年覆准,索伦贫人求内地应差者,著在索伦地方郎中总管逐一。有情愿充骁骑者,安置在默尔根、爱浑等处,遴选才能,分别授为佐领、骁骑校,归入该处旗分管理,交将军给与钱粮军器。其不愿充骁骑者,仍留原住地方。

  意思是,从贫穷的索伦中选出志愿者,“归入该处旗分管理”,“给与钱粮军器”。遗憾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有关其牛录编成的详细档案。

  1694年蒙古王公所“进献”的巴尔虎人被编成牛录之际,清廷采取措施,在总共637户、839丁、2729口的巴尔虎人当中,家畜少而家境贫困者被“充为骁骑”,驻防于博尔得,使有家畜而能自食其力者游牧于呼裕尔河一带。另外,新巴尔虎八旗编设之际,以支给俸饷援助其生活,成为清廷防止巴尔虎人叛离的手段之一。虽然暂时还没有足够的,但是从边民、布特哈八旗拣选编入驻防八旗的对象时,也应该有以支给俸饷来援助其生活的事例。